西安“三·公”场外配资
花枝不但要在花区盛开，而且也应在边沿地带开得烂漫。
1936年6月初，斯诺由北平乘车到西安后，在等待中共人员护送他进入苏区之前，在西安先接触了“全国剿匪总部副司令”张学良、“陕西省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和“陜西省省主席”邵力子。那么如何来看待斯诺与这三位军政要员的接触这些活动呢？
一
“张学良把他的司令部迁到西北以后，仍开始大举进攻红军。……到1935年10月和11月间，东北军吃了大败仗，据说丢了整整两个师（一零一师和一零九师）和另外一个师（一一零师）的一部分。成千上万的东北军士兵‘投向’了红军。也有许多军官被俘，扣了一阵子受‘抗日教育’。这些军官释放回到西安以后，大肆赞扬地向少帅作了关于苏区士气和组织的报告；特别是关于红军有诚意要停止内战，……团结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这给了张学良很深的印象。使他印象更为加深刻的是，他的部队送上来的报告说，全军都有反对与红军作战的情绪，红军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和‘同我们一起打回老家去’的口号影响到了东北军的全体官兵。”（注1）
“与此同时，张学良本人也受到了强烈的‘左倾’影响。他的东北大学的许多学生来到西安，在他手下工作，其中有些是共产党员（他们中间有两位是斯诺的学生，即张兆麟和陈翰伯，他俩是一张军报的编辑）……张学良的一些年轻军官也受到学生的很大影响，当被俘的军官从红区回来，谈到那里到处都有公开的抗日群众团体和红军在人民中间的爱国宣传时，张学良开始越来越把红军当作天然的盟友而不是敌人了。”（注2）
展开剩余82%“过了不久，张学良本人飞到延安去，见了红军指挥员周恩来，在经过了长时间的详细讨论以后，张学良相信了红军的诚意，相信了他们的统一战线建议的合理可行。”（注3）
“东北军与共产党之间的协议的第一步执行就是停止陕西境内的战事。双方未经通知对方都不得调动兵力。红军派了好几位代表到西安去，穿上东北军制服，参加了张学良的参谋部，帮助改组他的军队的政治训练方法。在王曲镇开办了一所新学校，张学良把他部下的低级军官送去集训，课程有政治、经济、社会科学和日本如何征服满洲以及中国因此受到的损实的详细统计。”（注4）
张学良（左一）与红军干部在延安聚餐
斯诺对张学良的情况知道的又多又详细，从他的这些叙述可以知道，红军作战的战斗力是多么强，劳山、榆林桥和直罗镇三次战役就给了东北军以沉重的打击，就把张学良给打醒了，使他知道了红军并不好惹，使他知道了不应该和红军打仗，而应该去和日本人打。共产党和红军优待俘虏，告诉东北军官兵“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要同东北军一同打回老家去。”特别是他同周恩来的会见，长时间详细的讨论，使他知道了共产党和红军的诚意，使他知道了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赶走日本侵略者，解救全东北和全中国的正确、合理和可行的政策，于是他开始了同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诚合作，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二
在西安其间，斯诺对杨虎城进行了采访。杨虎城“他拒绝讨论政治问题，客气地委派他的一个秘书陪我参观市容。再说，我見他的时候，他害着严重的头痛和关节炎，在他这样多灾多难的当口，我当然不想坚持向他提出为难的问题。相反，对于他所处的困境，我倒是十分同情的。因此，我对他作了简短的访问之后，便知趣地告辞了。”（注5）
斯诺采访杨虎城，虽然杨虎城没有与他多谈他要想提的问题，但他也从其它方面了解到中共方面通过多方面做杨虎城的工作，终于达成了边界停火、联合抗日的“四项协定”：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在适当地点建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物质和掩护中共人员往来，回复红白通商等。”（注6）
杨虎城将军虽然在一些人中间名声不佳，但他“不可能真的是个坏人。他的革命历史，说明他原来是个粗鲁的农民，可能一度有过崇高的梦想，要大大改变自己的世界，但是他掌了权以后，却没有找到什么办法，他听着他周围那些食客的进言，也渐感到腻味和混乱起来了。”（注7）是的，杨虎城尽管历史上有一些污点，尽管他也没有什么“崇高的梦想”，尽管他也没有什么追求的信仰，但像他这样掌管一定数量军队的军阀，他也是爱国的，他也是反对日本侵略的，在中国共产党的多次工作和帮助下，他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化，也开始了停止内战，也在中共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同红军合作，共同开展抗击日本侵略的斗爭。他与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说明他的爱国思想有了一个质的大变，他也和张学良一样，在中华民族历史上也是一位千古功臣。
三
斯诺接着访问了当时任陝西省政府主席的邵力子。“…邵主席在他那宽敞的衙门的花园里接见了我。……我上次见到他是在六年前，当时他是蒋介石的私人秘书，他帮助我访问了总司令。从那时起，他就在国民党里飞黄腾达起来。他是一个能干的人，受过良好的教育，现在总司令赐给了他省主席的殊荣。但是可怜的邵力子，也同其它许多文官当省主席的一样，他统治的地盘不出省会的灰色城墙，——城外的地方是由杨将军和张少帅瓜分的。”（注8）
“邵力子阁下自己一度当过‘共匪’，现在再提这件事未免有些不恭。他事实上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创造者。……后来邵力子反悔了，因为在1927年以后，……那是可以叫你脑袋搬家的。”（注9）
斯诺问邵力子：“现在红军怎么样了？”“那么战事还在继续？”
邵力子回答：“没有留下多少了。在陝西的不过是些残余。”“不，现在陕北没有多少战斗。红军正在转移到宁夏和甘肃去。他们似乎要跟外蒙古取得联系。”（注10）邵力子的这些讲话，使斯诺又证实了陕西无大的战事，他进入苏区采访是可能的。
斯诺又问：“中国应不应该同日本打仗？”。邵力子反问道：“我们能打吗？”“他对日本的看法如实地对我说了，但不允许我发表，正像那时所有的国民党官员那样，他们对日本的看法可以告诉你，但是不能发表。”（注11）
从这些斯诺的叙述可以知道邵力子是一个很有才学的人，又是一个左右摇摆的人，尤其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左右摇摆的人。他对陕北的战事看法有对有错，对的是陕西基本没有大的战事，错的是他对红军的活动情况根本不了解。他对抗日有自己的真实看法，但迫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投降政策，怕丢了乌纱帽不容许公开发表，这也是一大部分国民党官员的一种政治生态。的确，这些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一大阻力和困难。
四
斯诺通过对张学良和杨虎城二将军的记叙与采访，告诉人们，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通过讲究策略和耐心细至的工作，已经率先在陝西等地，实现了同东北军和西北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下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联合，并与东北军和西北军分别签订了边界停火联合抗日的“五项协定”和“四项协定”，恢复红白区域通商，保护双方人员的往来等。
对邵力子的记叙和采访，告诉人们，实现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最大阻力，就是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亡国投降政策。在蒋介石的这一极端错误政策笼罩下，像邵力子这些本也爱国愿意抗日的人员不敢发声，更不敢赞成中共和红军的抗日统战政策。
同张杨二将军的达成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协议，让人们看到了抗战的光明前途和希望，也更是使人们坚定了抗日的决心勇气。
而对邵力子的记叙和采访，又告诉人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执行和落实，并非易事，道路是艰难曲折的，必须负出巨大的努力才能取得效果，让人们去排除困难，去争取抗战统战政策的落实与执行而负出艰辛。
五
西安不是陕甘宁苏区，但斯诺对西安“三公”的记叙与采访，说明西安也是不是苏区的苏区，是中共和红军推行抗日统一战线政策落实共同抗日的苏区的前哨阵地，尤其是后来发生的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由中共促成的和平解决，对于突破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阻力，促成时局的转变，促成内战的结束，促成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促成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形成，更是说明了这一点。
斯诺对西安“三公”的记叙和采访等活动内容，也是《西行漫记》这部光辉作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让人们在阅读《西行漫记》时不应该忽略和忘记这一点，也应该关注这部分内容非常重要。
花枝在西安这块陕甘宁苏区的前哨阵地所绽放的花朵，也非常艳丽和璀璨，也格外吸引人们的目光。
（注1 注2）斯诺《西行漫记》第22-23页
（注3 注 4）斯诺《西行漫记》第25页
（注5）斯诺《西行漫记》第15页
（注6）摘自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
（注7 注8）斯诺《西行漫记》第15页
（注9 注10 注11）斯诺《西行漫记》第16页场外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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